习近平论经济建设（2012年11月8日以前）2

红尖神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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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好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需要解决几个思想问题。

第一，解决一些同志认识上的“葫芦型”问题。不少同志反映，在解放思想、执行政策上的主要阻力，来自中间环节的负责干部。他们上不如中央和省、地解放，下不如广大群众解放，形成了一种两头放、中间卡的“葫芦型”。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有些同志总是被时代牵着走，被潮流赶着走。初期，一些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理解，有抵触，甚至顶着不办。党的十二大前后，有些同志跳不出所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模式，对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抱怀疑态度。现在，有些同志仍然看不到农村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新情况，冲不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束缚，眼光只盯在所谓的“集体经济”上，对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两户一体”经济看不惯，不支持，有的甚至设卡布障，非议刁难，成为搞活经济的阻力。从干部层次上讲，有些县直干部的思想又不如乡村干部解放。他们的立足点尚未真心实意转移到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上来，在经营方针和方法上，不如农村企业经营活、劲头足，这些“官”字号企业显得生气不足、暮气沉沉，路子越走越窄。这些问题说明，我们思想解放的差距还很大，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须做大量工作。

第二，划清三个认识上的界限问题。在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认识上出现一些反复或有一些模糊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允许认识上的差距长期存在，必须提高自觉性，模范地执行政策。当前，要着重划清以下三个界限：一是搞活经济与打击经济犯罪的界限。有些同志把“打犯”与“搞活”机械地对立起来，误认为“打犯”就是打“搞活”，以致有些正当的经济活动不敢开展了，有些政策允许的事情也不敢办了。应当认识到，“打犯”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与搞活经济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打犯”是为了保证搞活经济，使之健康地发展。二是划清勤劳致富与非法致富的界限。有人认为凡是先富起来的，一定不是正道来的，特别是对“两户一体”，总觉得他们是搞歪门邪道，非“正统”百姓。鼓励勤劳致富、率先致富，是党的一项基本政策。“两户一体”经济将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成分，凡是正当的劳动致富，都是无可指责的、必须大力支持的。三是划清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和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界限。有人认为那些正大光明率先致富的党员、干部必然是整党时重点解决的对象。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党员、干部必须带头致富，这是落实党的强国富民政策的关键环节。总而言之，搞活经济是我们的基本政策。所谓搞活，就是要求把政策的灵活性发挥到最大限度，这个最大限度的边界，只能是党纪国法。理解了这一点，区分上述界限的标准就很清楚了。这个标准，就是党纪国法，不能再有什么别的标准。

第三，正确处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统分关系问题。我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完善的任务仍很艰巨。完善是在稳定前提下的完善，不是推倒重搞，而是为了更好的稳定；稳定也不等于停滞不前，而是通过完善提高到新水平。从目前情况看，我县完善的重点，应该放在延长土地承包年限、搞好产前产后服务和减轻农民额外负担三个方面。完善责任制的关键，是处理好统分关系。事实说明，在我县目前生产条件下，应分而统，是对生产力的束缚；该统而分，也是对生产力的阻碍。统分关系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统分结合这种经营方式是中国农民的杰出创造，它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哪些应该统，哪些应该分，全县甚至一个村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应该让群众去讨论、去选择，各级领导主要是做好正确引导和服务工作。

习近平：《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需解决思想问题》（1984年2月8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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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的种植业的小农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转变。

大农业发展的实践还证明，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还是林业、牧业，还要与副业、加工业、商业流通的发展联系起来，其经济效益将以成倍、成十倍的幅度增长。这使农业又向更高阶段发展了一步。农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不再是仅仅提供原料的传统农业，而已升华为商品化生产的现代农业。从发展趋势看，乡村工业和商业将在农村经济孕育中迅速发展起来，使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联成一体，形成中国式的农工商一体化。

习近平：《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要多一些战略眼光》（1984年3月2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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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商品经济建设观念，不能搞“政治、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要搞“经济大合唱”，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讲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说了十年了，可我们许多同志一碰到具体问题便“睫在眼前犹不见”，顷刻主次颠倒。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主旋律，从来没有不朝思暮想经济建设而能搞好经济建设的。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我认为必须迅速杜绝这类状况。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时间只能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

习近平：《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1988年9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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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地方的总指挥就是这个地方的党委、政府。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大经济、大生产的时代。规划、科研、生产、运输、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要重视。哪一环脱节，都会导致经济活动的中断；哪一环薄弱，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参加“合唱团”的各部门、单位，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乐器各异，声部不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但都要服从党委和政府的指挥。大家都要围绕着经济工作这个主旋律齐声合唱。“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好，只要有主旋律，有节奏，就有艺术感染力了。否则，党委一个调，人大一个调，政协一个调，政府又是一个调，“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个地方的“歌”肯定唱不好。

习近平：《提倡“经济大合唱”》（1988年9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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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地区经济的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现有的产业结构难以进行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和协作配套，难以进行区域内部的互补协作，难以形成名优特产品的宏大阵势，致使沿海优势发挥不够充分，山区资源开发步伐缓慢。所以，制定和实施以完善产业结构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已是当务之急。

应该看到，当前正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大好时机。正在进行的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总体任务有两项：一是总量控制，表现为控制经济规模的过快膨胀和经济速度的过快增长，冷却过旺的社会需求；二是结构调整，表现为强化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弱化加工业。这正和我们制定产业政策的迫切需要相吻合——从某个角度来说，产业政策是对产业间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素质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

习近平：《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现实选择》（1989年7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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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别对待各类产业，对制约我区工业发展的“瓶颈”产业要优先发展，严格限制一般性长线加工业的发展。对于加工工业，要在总量抑制的同时，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以求规模适度和结构合理。总的原则是：从需求状况和消耗状况上说，对于那些长线而又高耗的加工产业，要坚决予以收缩乃至取消；对于那些短线而又低耗的产业，要大力予以扶持；对于那些短线高耗或长线低耗的产业，或者帮助其降低消耗，或者引导其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从加工程度和消耗状况上说，对于那些加工程度低而又高耗的加工业，要坚决停办；对于那些加工程度高而又低耗的加工业，要大力扶持；对于那些加工程度高而消耗也高的加工业和加工程度低而消耗也低的加工业，要帮助其降低消耗程度或增加加工深度、精度。加工工业总量收缩后产生的要素性资源相对增量要向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倾斜。

习近平：《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现实选择》（1989年7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